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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力譜寫法治鄉村建設新篇章
發布時間:2019-06-11 17:27 星期二
來源:法制日報--法制網

法制日報全媒體記者 劉子陽

“村民之間發生大額借款,最好簽訂有法律效力的借條,這樣一來,哪怕以后出現糾紛,大家也不會相互扯皮。”日前,在浙江寧波寧海縣下畈村“鄉村法律課堂”上,楊建員律師為村民們上了一堂生動的法治課。

法治建設的根基在基層,難點在鄉村。但在寧海縣下畈村,法治思維已經深深植根于村民心中,這還要從一份權力清單說起。

農村基層干部手中的權力如何界定、侵害農民利益的“蒼蠅式”腐敗怎么防,這曾是困擾下畈村的難題。2014年,寧海縣組織4個鄉鎮的1000多名村民代表,制定出村級權力清單“36條”,基本實現村級權力全覆蓋,明確“清單之外再無權力”,使村干部做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讓老百姓對村里的各項決定心中有數、明明白白。

建立“百姓說事點”、培養“法律明白人”、制定“權力清單”……近年來,各地結合自身實際積極探索,持續推進法治鄉村建設,奮力譜寫法治鄉村建設新篇章。

創新形式提升普法宣傳實效

廣西與越南山水相連,兩地之間通商歷史悠久,傳統友誼源遠流長。廣西司法行政機關大力推進法治鄉村建設,突出培育獨具特色邊關普法工作格局,夯實中越邊境鄉村普法治理基礎,在千里邊境線上綻放法治和諧之花。

70歲的黃志識是廣西百色靖西市的一名退休教師,平時愛唱靖西的下甲山歌,而他唱民歌的內容之一,就是宣傳憲法:“村民們由于文化水平有限,有的聽不懂普通話,有的看不懂法條,我們就用靖西土話唱出來,村民們不僅愛聽,還能記得住。”

加強法治鄉村建設,把矛盾和隱患扼制在萌芽狀態,是廣西各級司法部門踐行的法治初心。邊民的矛盾在哪里,法律服務就跟進到哪里;中國企業和公民走到哪里,涉外法治宣傳和法律服務就跟進到哪里,讓在中國做生意的外國人和務工者,以及去國外投資的中國人,都能安全順利生產生活、投資經營。

法治是健全鄉村治理體系的應有之義。江蘇于2011年率先出臺《關于加強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的意見》,推動法治文化進鄉村、進社區,融入群眾生活,融入鄉村振興,不斷增強廣大農民群眾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主動性自覺性。

目前,江蘇省建有省級法治文化建設示范點568個,市縣鎮村法治文化陣地1.3萬余個。累計創作法治戲曲劇本9000余部、法治故事1.4萬余篇、法治書畫攝影3.9萬余幅,有效激發了農民群眾參與鄉村法治的內生動力。

運用新技術互動體驗,搭建新時代普法惠民“連心橋”;研發新媒體普法游戲,打造新時代普法惠民“開心鎖”;推廣菜單式普法APP,淬火新時代普法惠民“金鑰匙”……與傳統的走村入戶不同,陜西以創新普法方式方法為引領,充分運用新媒體新技術,大力實施創新普法依法治理提檔升級工程。

通過在法治教育基地建設、網絡普法和菜單式普法等普法實踐中大量植入現代新媒體新技術,陜西全面推進法治鄉村建設,為實現經濟社會追趕超越發展營造了良好的法治環境。

用好村里的“法律明白人”

推進法治鄉村建設,需要更多“法律明白人”。近年來,江西省司法廳組織實施農村“法律明白人”培養工程,推動廣大基層農村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濃厚氛圍,為農村改革發展穩定奠定了堅實的法治基礎。

截至目前,江西省農村“法律明白人”參與法治宣傳54.5萬人次,化解矛盾糾紛8.5萬件次,參與社會事務管理8.1萬件次,引導法律服務6萬件次。226萬名農村“法律明白人”活躍在基層法治宣傳和法治實踐一線,有力推動了基層農村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形成,成為鄉村治理的一道美麗風景。

廣東作為改革開放前沿,改革進入攻堅期、深水期,各階層的利益訴求日益多樣,社會矛盾多發易發,如何進一步提升基層鄉村治理能力和水平,成為擺在廣東司法行政人面前的一道重要課題。

2012年,廣東省司法廳在認真分析基層矛盾糾紛和社會治理情況現狀和特點的基礎上,開展律師進村(社區)活動。截至目前,村(社區)法律顧問律師共為村(社區)兩委和群眾提供法律咨詢超過191萬人次,提供代書1.7萬多份,代理群眾參與訴訟和實施法律援助超過6萬宗,有效維護了群眾合法權益。

作為全國扶貧任務最重的省份之一,四川充分發揮司法行政在法律援助、公證、司法鑒定等法律服務方面的職能作用,加強貧困地區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進一步完善“一小時法律援助服務圈”,優先安排貧困縣法律援助接待大廳建設,加快貧困地區“12348”法律服務熱線升級改造,暢通貧困群眾法律援助綠色通道。連續八年開展歲末年初為農民工討薪法律援助專項活動,累計討回欠薪10.7億元。

堅持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

浙江歷來高度重視法治鄉村建設,早在1998年,寧波市開始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設的探索實踐。迄今,共培育了22個全國“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區)”,259個省級民主法治村(社區)。

2009年,寧波市象山縣西周鎮杰上村為解決因水庫引水工程造成的賠償款分配難題,嘗試通過“村民說事”來化解矛盾,最終順利解決了這起群體性糾紛。

以此為肇始,寧波市推廣建立了“村民說事”制度。借助“村民說事”的平臺,基層干群一起最大程度凝聚共識,最大范圍集聚智慧,求出了發展的“最大公約數”,畫出了“最大同心圓”。目前,“村民說事”制度已覆蓋全市鄉村,加快形成村民民主參與、村干部干事擔當、權力規范運行的鄉村善治體系。

近年來,浙江省持續推進法治鄉村建設,涌現出了新時代“楓橋經驗”、桐鄉“三治融合”、象山“村民說事”等一批先進典型,走出一條具有浙江特色的法治鄉村建設之路。

針對我國處在轉型發展關鍵時期,社會矛盾凸顯、民生訴求增加的實際,吉林省司法廳深入開展經常性矛盾糾紛排查化解。2011年,舒蘭市司法局排查矛盾期間發現村民們經常“扎堆”在小賣店、醫療站、棋牌室、彩票站等場所閑聊說事,從中受到啟發,決定在各村屯、社區依托群眾經常聚集場所建立“百姓說事點”,選聘信息員,讓群眾通過“嘮家常”的形式,把看到的、聽到的社會問題、矛盾糾紛、訴求意愿等社情民意在“點兒”上反映出來,開創了真實反映社情民意、有效化解矛盾糾紛的新模式。

村民說事的小平臺,帶來了基層社會大平安。“百姓說事點”工作開展以來,吉林省通過“百姓說事點”收集各類民生信息50余萬條,化解各類糾紛40余萬件。

責任編輯:楊姣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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